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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民主妥協藝術的舊金山


亞當 麥克斯 Adam Michels

在《美國偉大城市的死與生》的經典書中,城市規劃理論家 珍·杰布斯 Jane Jacobs 寫道:“當一個城市的所有居民能夠藉由共同參與來創造城市風貌時,這樣的城市才能為所有人營造各適其所的幸福生活。”


多年來我在高中教 “美國民主” 專題課程,但過去一年裡,我親自領教了一堂舊金山式的民主課。我從中學到了寶貴的一課:舊金山僅有用民主包裝的外衣。我們城市的決策不是所有人能平等參與的, 甚至在很多重要決策的當口,受政策影響最深的一群人是完全無力參與或改變的。


具體來說,我指的是本月舊金山事參事會投票通過2550 歐文街蓋大型可負擔房貸款一案 。你可能認為可負擔房是件好事,沒什麼疑義。然而作為預定地旁的屋主, 我在這過程中,心痛地目賭我們的民意代表和市長如何輕易地犧牲屋主的權利,刻意忽略計畫帶來各種爭議性的問題, 為了要將戶數極大化,幫開發商爭取利潤,並為個人的政治前途鋪路。政策的討論當中完全沒有妥協的過程和藝術。在當前舊金山的政治文化裡,“妥協” 已被視為是致命的弱點。 19 世紀偉大的政治家 亨利·克萊 Henry Clay 若活在今天的舊金山, 將不再被視為偉大的妥協者, 他會被視為懦弱和失敗的代表人物。如果你敢去和意見不同的人妥協, 在當今的美國會被貼上弱者的標籤。如今的舊金山,正完美地演譯這樣的政治思維。


我和我多數工薪階級的鄰居們不反對可負擔房。相反的, 我們支持可負擔房蓋在這裡。我的同事們和我們的下一代將來都需要可負擔房,讓他們能在舊金山安居樂業。 我的鄰居們來自各行各業,也有從各國來的新移民, 我們一致支持可負擔房政策。但是在這塊旁邊都是百年老屋的地上蓋7層高樓,這樣的建築設計實在太大不協調。沒關係,我們樂觀地認為,我們會和市府合作,透過研究和討論來達成妥協方案。我們發現預定地的土壤中有毒氣 PCE瀰漫社區,我們也積極透過研究找出解決方法。 開發商TNDC 也承認,把這項目放在我們的社區是前所未有的實驗,因為他們從沒有在以沙地為地基,並已充滿裂痕的不穩固百年老屋旁邊蓋大樓。當我們參考其他城市如何成功地將可負擔房引進社區,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例如, Pyatok 建築設計公司幾年前很成功地在 Palo Alto 讓開發商,建築師和當地居民攜手合作,設計出皆大歡喜的可負擔房 “教授莊園” Profesorville。可惜的是,這與我和舊金山開發商 TNDC 的經歷完全相反:他們壓根不在乎社區居民的想法。


在我和鄰居們與市長住房和社區發展辦公室主任 Eric Shaw 開會的那天,我突然頓悟了:聽我們訴說意見是決策過程的一部分,但妥協則完全免談。 我們對舊金山城市規劃綱領, 融資和毒物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但我們傳達的信息,立刻像躲避球一樣從對方那裡彈回來。 聽我們說話是他的義務,但不採取任何行動是他的目標。 他明確表示他的工作任務很簡單:讓舊金山的可負擔房數量極大化。他的誠實令人欣賞,但對市政工作的全面性與複雜度置之不理的態度則令人感到不安。


接下來不管幾場和市府溝通的會議裡,我發現傾聽民意看似存在, 但妥協則是天方夜譚。市長、市參事、媒體和公眾都接受了以下的邏輯謬誤:“如果蓋可負擔房是好政策,那麼盡量蓋越大越密集的大樓就對了!” 但是,越大越密集的做法就真的恰當嗎?



我所屬的社區團體 -- 中日落社區協會和我們的聯盟夥伴 -- 日落社區聯盟很密集地討論溝通。我們歡迎可負擔房,在深入研究方案之後,我們提出了幾項建議。我們的建議是:蓋四層樓,不但會讓每單位成本更低,通過購買和修復在日落區本有的舊房屋,實際上我們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 容納更多有需要的居民。然而,不但市府沒有真誠考慮我們的提議,我們還被媒體和網路酸民攻擊,有酸民甚至說:如果不爽這棟大樓,就閉嘴滾出舊金山吧。 《舊金山紀事報》的社論標題甚至寫道:“灣區居民用種族歧視的語言阻礙可負擔房項目”。在我們 200 人的社區會議上,沒有任何種族歧視的言論。然而,媒體卻把我們和其他城市的種族主義者混為一談。我們的論述被主流媒體邊緣化,甚至將我們的討論簡化成 “滾出我家後院” 運動 NIMBY 的極端立場,不斷激化社群的對立。


一開始我不在意,並覺得這些批評很膚淺,因為我對於民主政治仍然有信心,相信社區居民們的聲音有權依法被聽見並且被重視。對於那些說有毒物質無處不在,我們用此來當不蓋房子的老套藉口的人,我必須說明,在這預定地上被發現的有毒物質的嚴重性,已經引起流行病學研究人員的重視,並準備著手進行研究,因為單我這條街上,就有好幾位癌症與帕金森氏症患者,和有毒物質PCE 有高度的相關。 這消息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令人心驚膽顫。 從證據來看,PCE 很可能已經多年來進入下水道,由此傳播到其他區域。我們目前仍然不知道有毒氣體已經蒸發進入多少人的家裡。


有一天我和鄰居終於有機會見馬參事。我想,代議政治發揮作用的時候終於來到了。 我們投票給他,他應該很關心我們的想法,代表我們發聲。馬參事不斷說他想聽取所有人的意見,我們覺得很欣慰。我在一次網路會議上問他,這個預定項目是否符合舊金山城市規劃總綱? 因為總綱裡提到,“新建築應該與現有建築的規模,形式和比例相融合。” 他老實回答:“我不知道。這是個好問題。”


逐漸地我了解市府真正的運作法則。 Peskin參事告訴我,在市參事投票時,通常所有人會依照所在區域參事的意向來投票。因此,當馬參事在預算委員會裡說,他想要先暫緩貸款,因為有毒物質清理計畫要經過討論與評論才能再談貸款。當馬參事這麼說時,我對其他代表尊重他的意見抱起希望。 然而我突然又想起,很多時候民意代表會在大眾面前故作姿態,以便讓選民們住嘴並保住自己的面子,但其實他們在開會前早已協調好如何演出這場表態戲碼,彼此掩護過關。


果不其然, 這場精心策劃的戲已經被預演過了:Haney參事和 Safai 參事反對等待毒物處理程序完成。他們說貸款不能等,並教訓日落區沒有在可負擔房危機中盡到責任。他們對自己能夠在可負擔房大量建設的歷史任務中立大功感到無比自豪,三位參事你來我往互相恭賀,祝賀自己能夠無視反對意見立下歷史功績。在毒物問題得到解決之前,馬參事撤回了他的提議,三人一致通過推薦這筆貸款。至於我們一直在爭取的妥協,在當天完全不見蹤影。事後馬參事繼續堅持說他會傾聽所有的意見。奇怪的是,作為民意代表, 他竟然開始屏蔽來自以華人為主,有數百位成員的日落聯盟發給他表達意見的電子郵件。馬參事當年靠大量華人的選票送他進市議會,但在此刻日落區華人的聲音對他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華人社群對他們被馬參事拒於門外感到非常憤怒,因為在這個項目當中,馬參事讓所有區外的居民大量進入委員會發表支持通過的制式言論,而生活在這個項目旁邊居民的聲音則完全被邊緣化了。


委員會投票後幾天,鄰居們在19 街浸信會和馬參事有另一場會議,會議中眾人滿是憤怒,因為他們的觀點完全被忽視。 主持會議的牧師敦促雙方盡可能學會妥協,馬參事此時又說,他確實贊成妥協。 當下我又燃起一絲希望, 因為妥協原本就是這個國家立國的根基。


開發商和市長希望建造七層樓,戶數越多越好。 附近的鄰居和商家想要一棟四層樓的建築,更能融入社區,也不會給周圍房子在整個冬天蒙上陰影。馬參事過去曾告訴我,他希望最後是蓋5到6層,所以妥協是顯而易見的。他不斷地表達他很認真在聽取大家的意見。

當晚隨著他繼續發言,我們終於聽懂他的意思,在他眼中的妥協,就是預定地旁的居民們要無條件完全接受七層大樓的事實。也就是說,他認為只要聽我們的意見,那我們就應該感到安慰,這就是他認為的民主程序。然而,開這些會表面是民主的,但開完後我們不僅覺得總是對空發言,甚至有種被耍弄的感覺。 這不是民主的精神。 民主並不意味所有人都能隨心所欲,而是人們有機會真正參與到決策過程,並且少數人的權利不會被多數人給踐踏。 (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說過,“民主是兩隻狼和一隻羊投票決定午餐吃什麼。自由則是一隻武裝起來的羔羊,準備與投票結果對抗。”)

我們在過去六個月中所經歷的是民主的假象:用表面的開會參與形式來消耗反對者的時間和精力,但一切在幕後早已定案。要擺脫舊金山盲目的政治進步主義而來的專斷, 要從決策參與的民主權利保障開始,任何議題不應被政治正確給綁架了妥協空間,我們在此要求在改造城市時,社區居民擁有實質的發言和決策參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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